晋商，泛指旧时的山西商人。山西人自始善于经商，这在史书中屡有记载。据《易·系辞》记载，早在尧舜禹时代晋商就开始出现了。据《国路·晋语》记载，晋文公时，山西的榆次、安邑(今运城)就是有名的商业重镇；秦汉时代，山西的太原、平遥、汾阳、临汾、平陆等地已成为全国重要的商品集散市场；隋唐五代又出现了泽州、太谷、平定、大同等新兴商业城镇。《马可波
罗行记》载称，当时元朝的“太原到平阳(今临汾)这一带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”；入明时，平阳、泽州(今长治、晋城)富豪甲天下。尤其在明清以来五百年间，晋商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。当时流传着“凡是麻雀能飞到的地方，就有山西商人”的说法。
　　明清晋商作为一支重要的社会经济力量，雄踞徽商、湖商、粤商等十大商帮之首，长期执掌内外贸易之牛耳，盛极一时，以雄财善贾而饮誉海内外，在中国经济史上占有十分显赫的地位，世界经济史学界也把晋商与意大利商人相提并论，给予很高的评价。

　　那么，晋商创造如此辉煌的主要秘诀是什么呢？那就是诚信经营。其诚信经营的特点有以下五个方面：

　　一、维护商誉，信誉第一

　　晋商视信誉为命根，坚持信誉第一。强调做买卖必须脚踏实地，不投机取巧，赚不骄傲，赔不气馁，宁赔本也不做玷污商号招牌的事。如祁县乔家在包头的复盛油坊，一次运胡麻油回山西销售，经手员工为图厚利在油中掺假，掌柜发现后，立令倒掉重装，经济上虽蒙受了损失，却招得近悦远来；复盛西面铺在咸丰年间，掌柜立帐把装称放大，比市面上加一成，市发争相到该号购买；有的晋商父祖辈经商遇险破产，若干年后子孙经商再次发迹，对本来无须承担的陈年老债，则主动代先人偿还。诸此之事，屡见不鲜，外国人曾就此事评论说：“这种品德在其它地域从未见闻。”梁启超也评论说：“晋商笃守信用。”1888年，英国汇丰银行在上海的经理回国前，对晋商有过这样一段评论：“这25年来，汇丰银行与上海的中国人作了大宗交易，数目达几亿两之巨，但我们从没有遇到过一个骗人的中国人。”晋商如此注重信誉，自然招来终身主顾。绝大多数蒙古人都是认准晋商某一牌号的砖茶后，长期购用，一生不变，而且只认牌子，从不还价。他们甚至以晋商的砖茶代替银两货币，作为物资交换的手段。晋商还为蒙民赊销物品，一季一结。双方均讲信用，凡应允之事，必需办到。有人把山西旅蒙商成功的原因总结为“平则人易亲，信则公道著，到处树根基，无往而不利。”

　　二、诚信义利的价值观

　　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策是重农抑商，价值取向是读书做官，重名轻利，而山西民风却以经商为荣。清朝山西巡抚刘于义给皇上的奏折中称：“山右积习，重利之念甚于重名。子弟俊秀者，多入贸易之途，其次宁为胥吏，至中材以下，方使读书应试”。当时谚语“生子有才可做商，不羡七品空堂皇”等在山西广为流传。这种以商立业的人生观，是山西晋商辈出，财富由省外源源流回山西的思想基础。

　　山西民风平和而忍耐，俭朴而淳厚，刚直而重实行。在义利问题上，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行为规范。主张“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”晋商所到之处，以关公为偶像，尊为财神，到处建关帝庙，关公成为晋商心目中诚信忠义的化身。各商号在号规中均规定了“重信义，除虚伪”，“贵忠诚，鄙利己，奉博爱，薄嫉恨”，反对以卑劣手段骗取钱财。要求商人烙守“诚信仁义，利从义出、先予后取”的正道。先义后利、以义制利甚至舍利取义是儒家伦理思想的内核。晋商身入财利场而不污，守信耐劳，以诚取胜。晋商王文显训诫其子曰：“夫商与士同心。故善商者赴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，是故虽利而不污。清代晋商乔致庸提出：“首重信，次讲义，第三才是利。”可见诚信义利的价值观，对晋商有着导向性的至深至远的影响。